“1949年4月18日凌晨两点，周恩来放下电报，抬头问张治中：‘文白，天快亮了，长江也快亮了，你还要回南京吗？’”昏黄灯光下，六国饭店客房里只有纸墨的味道和墙上钟表的滴答声。张治中把手中的礼帽抓得很紧股票配资真平台，回答得干脆：“我是代表团团长，不回去，怎么向李副总统交代？”一句话，既带倔劲，也含无奈。
这场纠结其实从三个月前就埋下了伏笔。年初，蒋介石宣布“引退”，李宗仁接掌大局，南京高层瞬间成了散沙。白崇禧极力主张和谈，眼光全落在对延安“熟门熟路”的张治中身上。面对兰州与南京两头来电催促，他心里清楚：此行是救火，更是走钢丝。沉吟数日后，他还是捧起公文包踏上东去的列车。
抵京前夕，他又拐到溪口向蒋介石“辞行”。在奉化小楼里，老蒋一面翻报纸一面淡淡丢下一句：“去吧，苦差事，注意安全。”听来像鼓励，实则一句空头支票。张治中却将这番话写进演说稿，想借“委员长愿意和平”来压一压顽固派的火气。屈武在机舱里提醒他蒋经国的冷嘲——“太天真”。张治中脸色铁青，却也无计可施。
4月1日，北平机场风沙大，周恩来没有现身欢迎，张治中心里咯噔一下。进城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横幅：“欢迎真和平，反对假和平！”那一刻他悟到，自己在两条战线上谁也讨不到便宜。傍晚碰面，周恩来没有寒暄，开门见山：“既然谈和平，为何还去奉化听战犯指示？”张治中解释自己只是探底气。周恩来毫不松口：“只要蒋介石还能挥手示意，这桌棋就下不成。”两人僵坐半小时，气氛像晚春的北风，硬。
之后的正式会谈，周恩来详细陈述八项条款：惩办战犯、跨江作战、接受人民监督……张治中提出四十多条修改意见，中共方面采纳一半。谈判桌上，黄埔同窗互敬茶水，却刀来剑往。张治中以兄弟比喻国共关系，周恩来严肃回击：“不是兄弟斗嘴，是人民与反人民的较量。”话锋之利，让旁观者都替张治中捏汗。
4月15日晚，定稿摆在桌上，南京必须在17日前给答复。张治中犹豫到凌晨，终究拍电报回宁。“拖到20日之前必须渡江”这句硬话，还没等回复落地，百万大军已悄悄集结岸边。18日凌晨，周恩来收到前线最新坐标，他把电报递给张治中：“江面雾薄，船已下锚。”张治中沉默，握笔的手有些抖，却依旧坚持返宁：“我若不回，被说成投共，李副总统难做人。”
20日凌晨，南京政府回电拒签，江北炮火同时拉响。长江天险不到一昼夜被撕开两百公里口子。听着外头礼花似的炮声，张治中脸色灰白，他不是不知局势，而是不肯放弃最后的儒将体面。他推开窗，北平城夜空安静得出奇，只有几声挑灯夜行的车马。周恩来再次登门：“西安事变，我们已欠一位张先生；今天不想再欠第二位。”这句话戳在心口，张治中坐在椅子上许久没说话，最后吐出四个字：“再让我想。”
他真正下决心，是因为家人。南京方面已贴出“叛逆名单”，张家人危在旦夕。周恩来派地下党绕道上海接应，把张治中的夫人、孩子和几位亲属分批送到北平。四月末，张治中被半哄半请赶到机场，当看到妻儿从机舷阶梯走下时，泪水突然涌出——“恩来先生，这份情我还不起。”周恩来拍拍他肩：“留下，才算还。”
不久，南京派来的专机盘旋北平上空，塔台回答“跑道维修”，对方只得返航。电讯里谩骂声不断，张治中索性登报声明，表明自身去留选择。外界风声越烈，他越冷静；有朋友劝他“划清界限”，他只是摇头：“我仍是国民党员，但先是中国人。”
五月，解放军接管南京，江南战事迅速收尾。北京饭店里，周恩来递上一份名单，请张治中出任新政协筹备委员。张治中起身敬礼：“我资格浅。”周恩来笑，说毛主席的原话：“过年三十已过去，初一该一起干活。”张治中沉吟片刻，接过文件，郑重签字。
二十年后，1969年4月6日。张治中病逝北京。统战部有人提议不举行仪式，理由是“非常时期”。周恩来当场否决：“必须送一程，我们不能对不起他。”灵堂布置简单，却挤满了老战友、老对手。花圈簇拥中，黑底白字的挽联并不华丽：一生尽瘁求和平，半世奔波护苍生。这两个短句，道尽了张治中从黄埔学员到人民政协副主席的漫长折返。
回想1949年那个凌晨对话，长江的雾早已散去，而“不能对不起你”这句话，却被许多人记在了心里。这或许就是那一代政治家的分量——立场可以不同，诚信却要顶天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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